當下，國學熱如火如荼，甚至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也希望將國學復興納入文教體制的規劃當中。

我們已然到了重思傳統、接續傳統、融通古今、含納中西的重要時刻和關口，盡管這一歷程可能還需要經歷很長一段時期。

然而，對于在幼兒教育中如火如荼蔓延著的“念經式”誦讀書經活動（如閱讀三字經、千字文，甚至國學經典，以下簡稱“念經式復古”），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緣由。

首先，“念經式復古”缺少對國學義理的基本理解，是一種非自覺的盲目照搬運動。極端地講，此種做法不僅無助于、實則阻礙了國學的當代復興。眾所周知家庭教育精要，與西方古典傳統強調“變中的不變”相比，中國傳統更加強調道理中的變（通）之義。例如，西學先祖蘇格拉底與人對談何為“美”時，往往要剝離掉具體事物的美，如花的美，人的美，因為這種美無法抗拒時間：花謝了不美了，人老珠黃也談不上美，轉身訴諸美之為美的理念，即美之為美的普遍定義。與之相對，孔夫子在回答弟子問孝時，總是根據每個人的具體處境給出不同的回答，如：“父母在，不遠游”（《論語·里仁》），“父母唯其疾之憂”，“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云云。

西方學問強調變中的不變，從而孕育并催發了科學（科學即追求不變的規律或公式）的繁盛和技術的發達；而中國學問強調變易之學，從而擁有了靈活的變通和實踐智慧的通達。西方學問不變之學因其強調普遍共性而無法涵括具體個體的特殊情景，因為形而上學宰制背后的“剩余”恰恰體現的是人的尊嚴和本性，故而家庭教育精要，普遍的規則成了現代人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的制度之蔽。而中國學問的變通兼顧了具體情境的復雜，一個“信近于義（義者，宜也），言可復也”，便將人事的復雜，剛性原則（例如“抱柱之信”）的冥頑愚鈍彰顯無疑。

此處借助中西二元對立的知性分析說了這么多，無非是想表明，國學傳統的精髓在于易變，而易變的前提在于擁有經驗閱歷和實踐智慧。所謂《易經》之所以流于卦卜之用，蓋因變易有變好和變壞兩個可能，占卜便是為了趨好而避壞。不管政治層面上國師為一國的趨好而避壞出謀劃策，還是街頭匠人對某一個體具體行為占卜吉兇，都需要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對預測對象的本性，構成條件有充分的了解，此乃理論智慧，二是對具體的情景和例外事件具有經驗上審慎預判，此乃實踐智慧。而這兩方面，在幼兒那里都不具備。

幼兒之所以為幼兒家庭教育精要，端賴于理性能力不足，實踐智慧短缺，他們被欲望和情緒支配，是不可能對具有如此玄妙之國學變易義理有所了然的。因此，簡單重復地識記《三字經》、《千字文》等，就成了一條條毫無經驗內容的干癟規則和教條。這恰恰偏離了講求變易的國學義理。作為國學精要的具有實踐智慧的變易部分被拋掉之后，陳腐的、普適性的規范教條對小孩子而言就像緊箍咒，不僅無助于塑造他們獨立的人格，相反接受了一套束縛其個體靈魂發展的文化包袱。

對此，一些家長，甚至一些自以為擁有高等學歷和廣博見識的家長可能會振振有詞：我們的古人難道不是在私塾里這么一遍遍地、念經式地教孩子修習古學嗎？既然這些經典是歷經幾千年篩選，被證明是飽含精粹的文化經典，我們沿襲古人之法教授吾兒，何錯之有？

這一辯駁看似有理，實則大繆。因為它沒有從變化了的歷史情景出發，即沒有從國學變通的精義出發去古為今用。須知：我們的時代或歷史情景已發生了徹底反轉，因此在變化了的歷史情境下，原教旨似的沿襲古法不僅無益于達成初衷，相反會造成受教育者的“人格分裂”——這就是我反對念經式復古的第二個理由。

古人在私塾中可以念經式地大聲講授和誦讀國學精粹，是因為古人成長的歷史文化處境與經文中的記述在本質上具有同構性。那些幼兒年紀尚小，理性不足，可以先通過記憶把這些文字存儲在潛意識當中，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的增加去慢慢揣摩、體悟這些說辭的內在義理及其精要，從潛意識里調動這些教義來形塑自己的品性，指導自己修身、律己、知仁、盡事。

然而，今人的情形則全然不同：我們已被西方現代性拔著頭發從自己的傳統中抽離出來，不再生活在以家庭—家族為基點的農耕社會，而是處身于以原子化個人為基點，強調天賦權利的工業文明或后工業文明的時代。換言之，我們當下不加分析地簡單記誦古代的經典教條，在成長的過程中，面對根基、經驗和情景完全不同于這些經文教條的實踐活動時，我們非但無法從潛意識中調用這些文字，就算調用出來也因為內在的彼此沖突而發生狐疑或困惑。

例如，三字經首句講“人之初，性本善”，而（霍布斯意義上）的現代國家和法律，基督教的教義規范，皆以人性（欲望）之惡或原罪為前提去看待人事的種種。再如，三字經強調“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這套秩序是以不平等的理念為前提的德性教育，而當下吾國所施行的市場經濟，恰恰是以自由和平等為根基的經濟交往。這種記誦內容和實踐操行的二元緊張，如何能夠以一元有序的方式內化到受教者的體悟當中，構成他們立言力行的參照標準。一言蔽之，在以現代西方價值觀念為主導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下，無視歷史情景發生的根本變化，以簡單粗暴的方法在幼教中倡導念經式教育很可能導致受教者的思想沖突。

當然，筆者并不是反對國學復興，相反強調它的勢所必需、恰逢其時。但筆者不贊同那種在幼教中，在中小學教育中一味求大，倡導政績工程式的、簡單粗暴的念經式的復古運動。而對于那種有著深入研究，有著義理疏解、尤其是敢于直面西方文化挑戰，并在中西文化貫通視域下開展的國學復興，筆者是大為贊賞的。

（本文作者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博士后，江蘇師范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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